以色列军队的加沙战争如何进行：“可以射杀任何人，无论是年轻女孩还是老妇人”

四位以色列作家于 2010 年 8 月在特拉维夫创立的+972 杂志，采访了从前线回来的以色列士兵，这些士兵的经历证明，以军在加沙战争中几乎完全没有射击规则，士兵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人射击，焚烧房屋，将尸体留在街上，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指挥官的许可。

6月初，半岛电视台播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视频，揭露了所谓的“即决处决”：以色列士兵三次枪杀在加沙地带沿海公路附近行走的几名巴勒斯坦人。

在每起案件中，巴勒斯坦人似乎都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对士兵构成任何紧迫威胁。

由于记者们在被围困的飞地面临严重限制，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此类视频非常罕见。但这些处决似乎没有任何安全理由，与六名以色列士兵的证词相吻合。

这几名士兵在最近几个月从加沙前线退役后接受了《+972杂志》和及其合作伙伴Local Call的采访。这些士兵证实了巴勒斯坦目击者和医生在整个战争期间的证词，他们描述说，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向巴勒斯坦人开火，包括平民。

这六名消息人士（除一人外均要求匿名），讲述了以色列士兵如何经常处决巴勒斯坦平民，仅仅因为他们进入了军方定义的“禁区”。证词描绘了一幅遍地平民尸体的画面，这些尸体被遗弃在那里腐烂或被流浪动物吃掉；军队只是在国际救援车队到来之前将尸体藏起来，以免“腐烂程度严重的人的尸体被看到”。

两名士兵还证实，以色列军队在占领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后，会系统地放火烧毁这些房屋。

一些消息来源，描述了士兵们如何通过不受限制地开枪来发泄情绪或缓解日常生活的枯燥乏味。

曾在加沙北部服役的预备役军人S回忆道：“人们想（充分）体验这场事件。我个人无缘无故地朝大海、人行道或废弃建筑开了几枪”，他们将其称为“正常开火”，这是“我无聊，所以开枪”的代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向高等法院提出了各种请愿，但以色列军方一直拒绝公开关于开火的规定。政治社会学家亚吉尔·利维表示，自第二次起义以来，“军队没有向士兵提供书面交战规则”，这给战场上的士兵及指挥官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

除了造成超过38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之外，消息来源证实，这些宽松的指令也是近几个月来大量士兵被友军误杀的部分原因。

“行动完全自由，”另一位在加沙正规部队服役数月、包括在其营指挥中心的士兵B说，“如果（甚至）有威胁感，无需解释——直接开枪。”

当士兵看到有人靠近时，“可以朝他们的身体中心开枪，而不是朝天开枪，”B继续说道。“可以射杀任何人，无论是年轻女孩还是老妇人。”

B接着描述了11月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士兵们在撤离加沙市Zeitoun社区附近的一所学校时杀害了几名平民，这所学校是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避难所。

军队命令撤离者向左（即朝海的方向）撤离，而不是向右（即士兵驻扎的方向）撤离。当学校内爆发枪战时，在随后的混乱中转向错误方向的人立即遭到枪击。

B说：“有情报称哈马斯想要制造恐慌。学校里发生了枪战，人们纷纷逃离。一些人向左逃向大海，一些人向右逃，其中包括儿童。向右逃的每个人都被杀死了——15到20人。那里有一堆尸体。”

军队随意开枪，火力全开

B说，在加沙很难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哈马斯成员经常“不携带武器四处走动”。但结果却是，“16岁到50岁的男人都被怀疑是恐怖分子”。

B继续说道：“禁止四处走动，任何在外面的人都会引起怀疑。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窗户里看着我们，他就是嫌疑人。你开枪。（军队）认为，任何与（民众）的接触都会危及部队，必须制造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接近（士兵）的局面。（巴勒斯坦人）知道我们一进入，他们就跑开了。”

即使在加沙看似无人居住或废弃的地区，士兵们也会进行大规模射击，这种做法被称为“展示存在”。

S作证说，他的战友们会“大量开枪，甚至毫无理由——任何想开枪的人，无论理由是什么，都会开枪”。

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为了……驱赶人们（离开藏身之处）或展示存在”。

另一位曾在加沙地带服役的预备役军人M解释说，此类命令直接来自战地连队或营队的指挥官。“当（该地区）没有（其他）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时……射击不受任何限制，就像疯了似的。而且不仅使用小武器：还有机枪、坦克和迫击炮。”

M证实，即使没有来自上级的命令，战场上的士兵也会经常自行执法， “普通士兵、下级军官、营长——想要开枪的初级军官会得到许可。”

S记得在收音机里听到驻扎在保护区的士兵向附近行走的巴勒斯坦家庭开枪， “起初，他们说‘四个人’。后来变成了两个孩子加两个大人，最后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你可以自己想象一下。”

接受本次调查的士兵中，只有一人愿意透露姓名：尤瓦尔·格林，26岁，来自耶路撒冷，去年11月和12月在第55伞兵旅服役（格林最近与41名预备役军人签署了一封信，宣布在军队入侵拉法后拒绝继续在加沙服役）。

格林告诉+972和Local Call：“弹药没有限制。人们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开枪。”

格林描述了12月犹太节日光明节期间发生的一起事件，当时“整个营像放烟火一样一起开火，包括曳光弹（产生明亮的光线），发出疯狂的色彩，照亮了天空，因为（光明节）是‘光明节’，变得具有象征意义。

另一位曾在加沙服役的士兵C解释说，当士兵们听到枪声时，他们通过无线电询问该地区是否还有另一支以色列军队，如果没有，他们就开火。

“人们随意开枪，火力全开。”但正如C所指出的，无限制的射击意味着士兵们经常面临友军误伤的巨大风险——他形容这“比哈马斯更危险”，“以色列国防军多次朝我们方向开火。我们没有还击，而是通过无线电进行了确认，没有人受伤。”

在撰写本文时，自地面入侵开始以来，已有324名以色列士兵在加沙丧生，其中至少28人死于友军误击。根据格林的经验，此类事件是危及士兵生命安全的“主要问题”。

他说：“友军误击的情况很多，这让我抓狂。”

对于格林来说，交战规则也表明了他们对人质命运的漠不关心：“他们告诉我炸毁隧道的做法，我心想，如果隧道里有（人质），那他们就会丧命。”

12月，以色列士兵在舒贾亚杀害了三名挥舞白旗的人质，因为他们误以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格林说，他对此感到愤怒，但被告知“我们无能为力”，“（指挥官们）强化了程序，说你必须保持警惕和敏感，但我们身处战区，必须保持警惕。”

B证实，即使在舒贾亚事件发生后，开火规定也没有改变。舒贾亚事件被认为违反了军方的“命令”。

他回忆道：“关于人质，我们没有具体的指令。（军队高层）说，在枪杀人质后，他们向（战地士兵）通报了情况。（但）他们没有和我们谈过。”

他和与他同行的士兵在事件发生两周半后离开加沙时才听说人质被枪杀。

格林指出：“我听到（其他士兵）说人质已经死了，他们没有机会，必须放弃他们。这让我最困扰……他们一直说，‘我们是为了人质而来的’，但很明显，战争伤害了人质。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今天事实证明这是真的。”

一栋建筑倒塌了，感觉是，哇，真有趣

曾在军队作战指挥部服役的军官A作证说，他的旅作战指挥室负责协调加沙外部的战斗，批准目标并防止友军误击，但没有收到明确的开火命令，无法传达给地面士兵。

他说：“从进入作战指挥室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人向我们通报情况。我们没有收到上级指示，无法传达给士兵和营长。”

他指出，有指示要求不要在人道主义救援路线沿线开火，但在其他地方，“在没有其他指示的情况下，只能自己填补空白。这就是‘那里禁止，这里就可以’的逻辑。”

A解释说，对“医院、诊所、学校、宗教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建筑”进行射击，需要更高一级的授权。但实际上，“我们被告知不要射击的情况一只手就能数过来。即使是对学校这种敏感的事情，（批准）也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A继续说道，一般来说，“作战室里的精神是，先开枪，再问问题。这是共识……如果我们没有必要摧毁房屋，或者我们开枪打死了本来不必打死的人，没有人会为此流泪。”

A说，他了解到以色列士兵向进入行动区的巴勒斯坦平民开枪的情况，这与《国土报》对军队占领下的加沙地带“杀戮区”的调查结果一致。

“这是默认的。我们认为这个地区不应有平民。我们发现有人在窗户里，于是开枪杀死了他。”

A补充道，从报告中往往无法确定士兵是射杀了武装分子还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很多时候，听起来像是有人陷入困境，于是我们开火。”

但是，由于无法确定受害者的身份，A认为关于哈马斯成员死亡人数的军事报告不可信。

他作证说：“作战室里的感觉是，我们杀的每个人都被视为恐怖分子，这只是温和的说法。我们的目标是统计今天杀了多少（恐怖分子），每个（士兵）都想证明自己很厉害。我们的看法是，所有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有时，指挥官会突然问人数，然后师里的军官会挨个旅地跑，查看军队计算机系统中的名单并统计人数。”

A的证词与以色列媒体Mako最近的一篇报道相吻合，报道涉及一个旅的无人机袭击，导致另一旅行动区域内的巴勒斯坦人死亡。两个旅的军官就应由哪一方记录暗杀事件进行了协商。

据该媒体报道，其中一人对另一人说：“这有什么区别？都记在我们俩的名下吧。”

A回忆道，在哈马斯领导的10月7日袭击后的头几周，“人们对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感到非常内疚”，这种情绪在以色列公众中普遍存在，并迅速转化为报复的欲望。

A说：“虽然没有直接的复仇命令，但当你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关于‘敏感’案件的）指示、命令和协议的影响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当无人机直播加沙袭击的画面时，A说，“作战室中充满了欢呼声，每隔一段时间，一栋建筑就会倒塌……感觉就像，‘哇，太疯狂了，太有趣了。’”

A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以色列人呼吁复仇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会为10月7日的死亡和破坏而欢欣鼓舞。为了证明放弃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是合理的，人们会诉诸于诸如“他们分发了糖果，他们在10月7日之后跳舞，或者他们选举了哈马斯……不是所有人，但相当多的人认为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恐怖分子。”

“我是一名相当左翼的士兵，很快就忘记了（加沙）的这些是真正的平民家园，”A在谈到自己在作战室中的经历时说，“这感觉就像电脑游戏。直到两周后我才意识到，这些（实际）建筑正在倒塌：如果（里面）有居民，那么（建筑就会）倒在他们头上，即使里面没有居民，也会把里面的一切都埋葬。”

“死亡的可怕气味”

多名士兵证实，纵容的射击政策使以色列部队能够杀死巴勒斯坦平民，即使事先已经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预备役军人D说，他的旅驻扎在两条所谓的“人道主义”旅行走廊旁边，一条供援助组织使用，另一条供从加沙地带北部逃往南部的平民使用。在他的旅行动区域内，他们制定了“红线、绿线”政策，划定了禁止平民进入的区域。

据D称，援助组织在事先协调的情况下可以进入这些区域（我们的采访是在以色列一系列精确打击造成世界中央厨房7名员工死亡之前进行的），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则不同。

D说：“任何进入绿色区域的人都会成为潜在目标”，并声称这些区域有向平民示警的标志， “如果他们越过红线，你可以在无线电上报告，不需要等待许可，就可以开枪。”

然而D说，平民经常进入援助车队经过的区域，寻找可能从卡车上掉下来的残羹剩饭；尽管如此，政策是向任何试图进入的人开枪。

他说，“这些平民显然是难民，他们绝望了，一无所有”，然而在战争初期，“每天都有两到三起事件，无辜的人或（被怀疑是哈马斯派来的）观察员遭到我们营的士兵枪击。”

士兵们证实，在整个加沙地带，穿着平民服装的巴勒斯坦人的尸体仍散落在道路和空地上。

预备役军人S说：“整个地区到处都是尸体。还有狗、牛和马，在轰炸中幸存下来，却无处可去。我们不能喂它们，也不想让它们靠得太近。所以，你偶尔会看到狗拖着腐烂的肢体四处走动。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恐怖气息。”

S指出，在人道主义车队到达之前，尸体被运走了。

“一辆D-9（履带式推土机）和一辆坦克开过来，清理了尸体，把它们埋在瓦砾下，然后翻到一边，这样车队就不会看到——这样就不会出现腐烂程度严重的人的图像，”他描述道。

“我看到很多（巴勒斯坦）平民——家庭、妇女、儿童，”S继续说道。“死亡人数比报道的要多。我们当时在一个小区域。每天至少有一两个（平民）被杀，因为他们进入了禁区。我不知道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但他们大多数都没有携带武器。”

格林说，12月底他到达汗尤尼斯时，“我们看到一所房子外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物体。我们意识到那是一具尸体；我们看到了一条腿。晚上，猫吃了它。然后有人过来把它搬走了。”

一位非军事人士在访问加沙北部后，向+972和Local Call透露，他看到四处散落着尸体。

他说：“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之间的军营附近，我们看到大约10具头部中弹的尸体，显然是被狙击手射杀的，（似乎）当时他们正试图返回北部。尸体正在腐烂，周围有猫狗。”

B在谈到加沙的以色列士兵时说：“他们不处理尸体。如果尸体挡道，就把它们挪到一边。他们不埋葬死者。士兵们还误踩过尸体。”

上个月，在加沙操作D-9推土机的士兵盖伊·扎肯在以色列议会委员会作证，他和他的团队“碾过数百名恐怖分子，无论死活”。

与他共事的另一名士兵随后自杀身亡。

临走时，把房子烧了

接受本文采访的两名士兵，还描述了以色列士兵烧毁巴勒斯坦人房屋的做法是如何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国土报在一月份首次对此进行了深度报道。

格林亲眼目睹了两次此类事件，第一次是士兵自发行动，第二次是指挥官下令，他对这项政策的失望最终导致他拒绝继续服兵役。

他作证说，当士兵占领房屋时，政策是“如果你采取任何措施，就必须烧毁房屋”。然而，格林认为这毫无意义：在“任何情况下”，难民营中心都不可能成为任何以色列安全区的一部分，从而为这种破坏行为提供理由。”

他指出：“我们进入这些房屋，不是因为它们属于哈马斯成员，而是因为对我们的行动有帮助。这是一栋有两三个家庭的房子——摧毁它意味着他们无家可归。我问连长，他说不能留下任何军事装备，而且我们也不想让敌人看到我们的作战方法。”

格林继续说道，“我说我会进行搜查，确保没有留下任何作战方法的证据。（连长）从复仇的角度向我解释了原因。他说他们烧毁房屋是因为没有工程兵部队的D-9或简易爆炸装置（可通过其他方式摧毁房屋）。他接到命令，对此并不在意。”

B 也说道：“在离开之前，你们要烧毁房子——每栋房子。这是营长一级的命令。这样（巴勒斯坦人）就无法返回，如果我们留下任何弹药或食物，恐怖分子也无法使用它们。”

B指出，士兵在离开前会堆起床垫、家具和毯子，并“放一些燃料或煤气罐”，这样房子很容易烧毁，就像一个火炉。

地面入侵开始时，他的连队会占领房屋几天，然后继续前进；据B称，他们“烧毁了数百栋房屋。

有时，士兵们会点燃一层楼，而其他士兵则正好位于更高的楼层，不得不冒着火势从楼梯上逃出，或者被浓烟呛得喘不过气来。

格林说，军队在加沙造成的破坏“难以想象”。他回忆说，在战斗开始时，他们从相隔50米的房屋之间推进，许多士兵“把房屋当作纪念品商店”，抢劫居民来不及带走的东西。

格林说：“在那里等待数日之后，最终你会因无聊而死。你会在墙上乱画，画些粗鲁的东西。玩弄衣服，寻找他们留下的护照照片，把某人的照片挂起来，因为觉得有趣。我们用尽所有找到的东西：床垫、食物，有人找到了一张100新谢克尔（约合27美元）的钞票，并把它拿走了。”

格林作证说：“我们摧毁了所有想要摧毁的东西。这不是出于破坏的欲望，而是对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一切漠不关心。每天都有一辆D-9推土机摧毁房屋。我没有拍摄前后对比的照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原本非常美丽的社区……是如何变成一片沙地的。”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回应我们的评论请求时发表了以下声明：“在加沙地带和边境作战的所有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进入战斗时都收到了开火指令。这些指令反映了以色列国防军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开火指令会根据不断变化的作战和情报形势进行定期审查和更新，并得到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级官员的批准。”

“开火指令对所有作战情况做出了相关回应，并允许我们的部队在任何可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充分行使行动自由以消除威胁。这为部队提供了在平民面前应对复杂情况的工具，同时强调减少对未被识别为敌人或未对其生命构成威胁的人的伤害。关于开火指令的通用指令，例如查询中描述的指令，是未知的，而且就其给出的程度而言，它们与军队的命令相冲突。”

“以色列国防军调查其活动，并从作战事件中吸取教训，包括意外杀害已故的Yotam Haim、Alon Shamriz和Samer Talalka的悲剧事件。从事件调查中吸取的教训已传达给战地部队，以防止今后再次发生此类事件。”

“在摧毁哈马斯军事能力的过程中，出于作战需要，必须摧毁或攻击恐怖组织用于部署作战基础设施的建筑物。这还包括哈马斯经常用于作战的建筑物。与此同时，哈马斯系统地利用本应用于民用目的的公共建筑开展军事活动。军队的命令规定了审批流程，因此，在面临攻击或摧毁建筑物的军事需求时，对敏感地点的破坏必须得到高级指挥官的批准，他们要考虑到破坏对平民的影响。这些高级指挥官的决策是有序且平衡的。”

“出于作战目的而烧毁建筑物违反了军队的命令和以色列国防军的价值观。”

“在作战框架内，根据军令，可以将敌方财产用于必要的军事目的，也可以将恐怖组织的财产作为战利品没收。同时，出于私人目的没收财产属于抢劫，根据《军事管辖法》是禁止的。部队不遵守命令和法律的行为将受到调查。”